正统十四年(1449年)的大明王朝内乱外忧，这一年七月，也先分路入犯，烽火狼烟燃起边城。山西大同守军接连战败，许多边塞城镇相继陷落，也先通过山西大同的紧急边报纷纷飞到紫禁城。朝廷派驸马都尉井源率兵4万增援。英宗召集大臣商量对策，王振却轻视了敌人的力量，狂妄地认为可以轻易赢得胜利，又想建立奇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便极力怂恿英宗亲征。
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力谏：天子至尊而亲赴险地，臣等以为不可。李贤与验封郎中赵敏约众大臣上奏，劝英宗不可亲征，英宗不予采纳。七月十六日，英宗带着王振、文武官员和20万大军出征了，文武吏卒仓促上路。本应随征的吏部侍郎当扈从皇帝出征，因病告假，李贤代行，从英宗北征。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。
但是，大军仓促出征，军队都是临时仓促调集起来的，既不了解敌情，又缺乏作战方略。如此庞大的军队，需要有足够的后勤准备，而粮草又根本来不及调度，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。大军自出居庸关后，从怀来到宣府(今属河北)，碰上连日风雨，道路泥泞，粮草又供应不上，大批士卒生病甚至饿死。七月二十八日，大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。这里伏尸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原来，几天前，大同总督西宁侯宋瑛、总兵武进伯朱冕及都督石亨在阳和迎战也先，明军全军覆灭，宋瑛、朱冕战死。当战争的惨烈场面真实地呈现在面前的时候，王振害怕了，他和大臣们建议御驾回师，在慌乱匆忙中，英宗决定退兵。
展开剩余62%既然要回京就应该整顿部队，火速撤军。但这时，王振的私心又起，他竟想回老家蔚州看看，带着英宗显显威风，光宗耀祖。可是，部队走出40多里后，王振才又想起，大队人马必然会踩坏已经成熟的庄稼，于是又仓促改道宣府回京。就在这迂回改道的过程中，也先率领的骑兵部队追上来了。王振慌忙派成国公朱勇带3万骑兵抵御，自己和英宗仓皇逃跑。八月十三日，英宗的军队逃到距居庸关60里的土木堡。从臣建议先进怀来县城以便防守，英宗因王振未到执意等待。兵部尚书邝野等人建议分兵严防后路，提高警惕，同时请皇上星夜退入居庸关，以确保安全。而王振到后，却担心运送他金银财宝的车队落入蒙古人手中，坚持留在居庸关外等候，于是英宗决定停止行军，在土木堡过夜。也先从狼山儿岭的两翼邀击夹攻，消灭了朱明的大部分兵力，连夜杀奔土木堡。第二天，王振和英宗准备启程，发现已被瓦剌军团团包围，明军成了笼中困兽，王振这才明白权力和金钱都没有用了。这个地方缺乏水源，根本没法防守。明军因为连吃败仗，士气低落，又不敢和也先交锋，被困三天之后人马渴死不少。面对内无粮水、外无援兵的困境，明军只得冒险突围。也先等到明军阵营拉开时，两面夹攻，瓦剌军士气高涨，而明军十数万之众，竟然不堪一击，全军覆没。明军 “伤居半，死者三分之一，损失马匹二十万头，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”。英宗面对重重包围却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性命。战斗结束后，英宗见大势已去，败局已定，便下马踞地喘息，听天由命了。瓦剌军队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时发现了他。一个瓦剌兵见他穿的衣甲特别好，行止举动也和别的士兵官员不太一样，听说这次明军北征由大明皇帝亲自率兵，怀疑他就是皇帝，于是把他带去让见过英宗的瓦剌官兵辨认，证明果然就是英宗皇帝朱祁镇。“时中官、从臣皆奔散。太监喜宁叛变降于也先，悉以中国虚实告知。惟锦衣卫校尉袁彬陷于敌阵，也先使之服侍英宗，不离左右。十六日，英宗命袁彬作书，遣千户梁贵送示怀来守臣，言被俘状，且索金帛。”败耗传至京师，百官皆集阙下痛哭。太后及皇后钱氏尽括宫中金宝、文绮等，送至也先营中，以赎取英宗。也先俘获了英宗，大喜过望。他以英宗作人质，要挟勒索明廷，口头上声称要送英宗回京，实际是准备大举进攻。
在八月十五日，明军被围土木堡时，李贤与刑部员外郎项忠在战乱之中亲见邝大人、曹大人被马冲倒，乘乱伏于深草之中。半日，忽见众兵拥着圣上而去。李贤二人欲出夺救，奈无寸刃在身，只得咽呜泣下。待敌兵远去，二人摘些嫩草充饥。白天藏身于深草茸壑之中，到夕阳落山夜幕降临，则借着月光奔走，走了五天五夜，行得足破皮穿，衣衫褴褛，才赶到宣府(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)城下。两人来到城墙下，已面目全非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他们害怕守关军兵不能认识，打下矢石，遂将身上已经破烂的明朝官服拿在手中晃动。守城军兵见是从前方逃回来的官员，方才放下篾箩，把他们拉到城上，派人用眠车护送二人于九月回到了北京。当时有幸逃回的官员还有大理寺右丞萧维桢、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少数几个人。李贤称此次战场遇险为人生第一难——“初遭土木之害”。
搜集整理：张宗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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